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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在手机里经常出现介绍北京101中学的短视频，我想是为它的前身从张家口撤退，成立华北联中80年校庆的缘故，我不是最早的校友，但也算比较老的。我是1948 年八月末，和陈志坚，阎立群，蔡丽英，王亚声五个人，一起从河北井陉孙庄的华北育才小学，考入当时在石家庄郊区柏林庄的华北联中，校长是郝人初，教导主任是张杰和江山野。当时石家庄是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，我们并没有去过市内的繁华街道，但对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，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，已经感到很新奇，以为共产主义快实现了！由于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扫射，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个折叠书桌和小马扎，在树下上课，一拉警报就躲进不远的防空壕，因为解放军当时没有高射武器，国民党的飞机飞得很低，就像从头顶上檫过去一样，机枪扫射和飞机轰鸣声把防空壕边上的土震得扑簌簌往下掉，非常恐怖，我很害怕，这也是我这一生亲历的唯一一段战争场面，其实炸弹离我们还很远。
学校的管理和我上过的小学差不多，按时起床吃饭，上课，点名，睡觉，我都习惯了。在柏林庄待了不到两个月，傅作义的部队忽然要突袭党中央所在的平山西柏坡和石家庄，学校奉命转移，好像是阴历八月十五的晚上，学校在操场举行了动员大会， 教导主任张杰讲话，我只记得他说要准备吃苦，可能吃不到肉。白天怕飞机轰炸，第二天晚上就出发，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，就跟着队伍走，这时我的腿已经有病了，疼得厉害，老师就让我坐在拉行李的马车上。
不记得走了几天，到了阜平城南庄，这里曾是晋察冀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，分两部分，原来的镇子和后来建的叫新房子的一片平房，我们男生就住在新房子。我们住的宿舍没有床，是地下通铺，底下一层石头子，上面铺一层庄稼杆，再垫上褥子。好像没有教室，就在宿舍里上课，没有电，两个小麻油灯没法让十几个孩子写作业，早早就躺下，睡不着就讲笑话，吹牛，尤其是吹自己吃过什么红烧肉，猪蹄子之类来馋别人。
我记得有位老师这样描述城南庄：这个地方很美，你看那条蜿蜒流淌的胭脂河，对面的山坡，就叫口红坡吧！其实当时的胭脂河几乎是干涸的，也没人注意对面那光秃秃的山坡，现在想起来还真佩服那位老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。
我记得江山野老师在城南庄街上给老乡演讲，动员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，他口才非常好。学校高年级同学好像有个宣传队，也在街上表演过，我记得有个叫林汝为的女同学，和一个男生演出秧歌剧”宝山参军“，有几句唱词：“提起我男人王宝山，不由我心中好喜欢，他今年二十三，文的武的两双全，……”，那时我们太小，只能跟着看热闹。
在城南庄我最难忘的是吃饭，将近半年，每顿饭都是小米干饭和盐水煮萝卜，也许吃过一两次肉，我记不得了。偶尔星期天逢镇上赶集，看着老乡摆摊卖的烧饼，馒头，面条，馋的直流口水，可惜口袋里没有钱。于是下次把家里给的毛毯带到集市上贱卖了，然后就坐在一个卖面的摊子上，一张口要了四碗面，吃了两碗半，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，幸好有个同学过来，就请他帮忙吃了。
我还记得离城南庄十几里地有个温泉，我们星期天有时去泡温泉，在池子里嬉笑打闹。
在快要离开城南庄前，我父亲部队的两个干部到学校找我，带了封信，是我父亲写给我和堂哥阎立群的，大意是让我们好好学习，还给我们留下数目不少一笔冀南票（比晋察冀票值钱）更让我惊喜的是，那位干部还给了我一支派克钢笔，说这是陈（锡联）司令员送我的战利品，在延安党校时陈叔叔就喜欢逗我玩，日本投降后，我父亲又和他同在一个部队，每次见到我，都说一句话：“二毛，莫调皮，不听话就把你扔到河里喂鱼！”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总把鱼说成“入”。那时我们用的都是蘸水钢笔，谁也没有自来水笔，更不知道什么派克钢笔，后来老师说这是美国造的，很贵，可能是从国民党大官那缴获的。于是同学都借来借去写几个字，我当然很得意，不想没多久就找不到了。
1949年初，平津战役结束没过多久，说我们学校要搬到北平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大约是三月份，我们从城南庄出发到了保定。从保定往北平就是坐美国大卡车了，我们一路高歌：“打得好来，打得好，四面八方传捷报，……”路上是傅作义的部队步行从北向南转移接受改编，我们的汽车过来，扬起一片尘土，他们骂骂咧咧，还往车上扔石头，老师赶紧让我们不要再唱，也不许和他们对骂。
进了北平，最早是住在先农坛，后来和北京师大附中合并，男生住北师大一字楼，女生合并到师大女附中。我后来因病休学离开学校到南方去了。
七十八年过去，在城南庄同班同学中，现在与我还有联系的只有康国雄了，十多年前在三亚偶遇到周密，马国凤，靖玉仲三位同时在城南庄待过的女同学，那时男女分班，我不认识她们，没想到六十年后能同游天涯海角。
阎泽群校友出版著作《九十岁老头玩幻方》
本文作者阎泽群
